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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要诗人和大诗人的区别在哪?

时间:2016/4/15 14:03:16  作者:  来源:凤凰网  查看:722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俄罗斯诗人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曾说过,在他心中,W.H.奥登和英国是同义词,他更是将奥登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。这样一位和T.S艾略特并峙、最负盛名的英语诗人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都没有全面而深入的译介,尽管他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。2014年,由诗人马鸣谦...

俄罗斯诗人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曾说过,在他心中,W.H.奥登和英国是同义词,他更是将奥登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。

这样一位和T.S艾略特并峙、最负盛名的英语诗人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都没有全面而深入的译介,尽管他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。

2014年,由诗人马鸣谦和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蔡海燕共同翻译的《奥登诗选:1927—1947》(“奥登文集”系列)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,填补了这一缺憾,并进入了当年年底各种“年度好书”的评选中。

2016年1月,这部奥登自愿保留的诗歌全集下卷——《奥登诗选:1948—1973》也顺利出版。马鸣谦在后记中说,将奥登诗作较完整地引入中文读者的世界,到今天,这件事终于可以说初步做成了。4月9日下午,两位译者和诗人、评论家王寅、张定浩做客上海西西弗书店,与读者共同品读了奥登诗歌的魅力。

次要诗人和大诗人的区别在哪?

诗歌在翻译中被遗漏还是被保存了?

谈起诗歌翻译,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那句“诗歌就是在翻译中被遗漏的东西”,但是张定浩提醒,“其实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,比如歌德就说过,诗歌是翻译中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。”

为了能够确实保存下奥登诗歌的精髓,马鸣谦和蔡海燕做了大量的功课。他们在开始翻译前,一位是诗人,一位是奥登的研究者,本身对奥登本人和他的诗作非常熟悉,但面对这位复杂而深邃的诗坛巨匠,他们仍然感觉到不够,所以两人对奥登生前的交往圈、读过的书,乃至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进行了梳理。

比如奥登给监狱里一个小偷读者回信、整夜陪伴一位失眠的老夫人、暗中资助牛津大学生等轶事,马鸣谦希望通过这些细节感受真实的奥登、生活中的奥登,他的性情和诗歌写作的关系等。

“爱,是奥登诗歌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。他的生活实践也是如此,而且并不声张。”蔡海燕说。

因为每一首诗都不想只是进行表面文字的翻译,所以整个的翻译过程是,拥有诗人语言敏感和直觉的马鸣谦先做初译,蔡海燕则在此基础上增加注释和对翻译细节上提供意见和修正。

所以尽管比较克制,但是上下两本诗集中,仍然出现了大量的注释。“但恰恰是因为这些注释,让奥登文学遗产的受托人——爱德华·门德尔松教授非常欣慰。他看到了译者对奥登的诚意。”蔡海燕介绍道。

次要诗人和大诗人的区别在哪?

W.H.奥登

大诗人和次要诗人的区别

奥登诗选的下卷主要是他晚期的诗歌创作。和很多在年轻时就把一辈子的诗写完了的诗人不同,晚年的奥登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。

他曾在《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》一书的序言中说,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,要必备下列五个条件之三四。一是必须多产;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必须宽泛;三是他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,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;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;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,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。而一般的次要诗人,尽管诗作都很优秀,但你却无法从作品本身判断其创作或形成的年代。也就是说,一成不变的,静止的。简捷地说就是多产、广度、深度、技巧、蜕变。他还说:写一首好诗不难,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,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。

尽管对这些条件王寅不尽同意,但是他觉得,如果用这些条件去衡量的话,奥登确实是做到了。“他就是身体力行,按照他自己对大诗人的要求去生活和工作的。从这个层面来说,他应该是死而无憾了。”王寅说。

在王寅看来,要理解奥登诗歌,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象是聂鲁达诗歌。“聂鲁达的诗是巴洛克式的,非常丰满,充满想象的写法。但是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,奥登正好是聂鲁达的反面,他沉静、克制、理性,充满智性。”所以在奥登的诗歌里,我们虽然能感受到其中汹涌的情感,但是他都以很曲折的方式表达,而不是直接呈现。

正是这种追求智性的写作态度,使得奥登不愿意自我重复,在生命的后期仍然在进行各种诗歌写作上的探索。“风格和技艺的巨大转变,可能就是他晚期诗歌争议比较大的原因。”蔡海燕分析道,“但在近年,奥登后期诗歌在英语世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可。”

次要诗人和大诗人的区别在哪?

W.H.奥登

对比奥登,中国诗人应多关心我们的传统

奥登前后期诗歌的变化,除了诗歌观念的影响外,和他的生活实践是分不开的。在1939年以前,奥登还没有从英国前往美国,那时的他是一个左翼诗人,他甚至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,去那里当起了救护车司机,写下了战争诗的杰作《西班牙》。

但在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前夕,他离开了英国,加入了美国国籍,并皈依了基督教,因此被许多同胞指责为叛徒。对此,布罗茨基提醒,奥登去往美国和政治毫无关系,完全是私人原因。不管怎么样,1939年确实成为了奥登生活和写作的重要转择点。他开始追寻英语诗歌的源头,对于古希腊、古罗马以及基督教都倾注了大量精力和热情,写下了《阿基琉斯的盾牌》、《向克莱奥女神致敬》等作品。

相比于王寅对奥登早期诗歌的欣赏,张定浩更喜欢其后期的创作。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诗坛,对于日常生活的关照成为趋势和主流,但晚期奥登仍然娴熟而不厌其烦地谈论荷马,谈论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,或者中世纪,这让张定浩非常感慨,

“我们的诗人(中国当代诗人),能够这样子谈论《易经》《诗经》,包括佛教、道教等过去的经典吗?哪怕是一点点的尝试?”张定浩认为,这样的尝试,在当代汉语诗歌中是很少的,即使有那么一点,比如新古典主义,也只是把目光停留到唐宋为止。

在张定浩看来,奥登给他这样中国诗人的启发是,我们可以尽可能再往前走一点。马鸣谦也同样感受到,作为一个典范,奥登提醒着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母语和文化进行更多探索和学习。他说,“在翻译奥登的过程中,我获得的是对母语的热爱,我更热爱我的母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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